渗透下沉：服务姿态的新境遇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线索在社区层面具体的演变可以这样概括：“单位所属”（单位管理）→到“户籍所辖”（居委会管理）→“物权所系”（物业+业委会治理）→“幸福所依”（多方主体以服务的姿态共同介入）。

在最后一个、也是当下已经到来的治理阶段，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人和人的幸福感、满意度、获得感；聚焦人及人所关心的事务，是一切治理的核心。目前“有限配合”的格局下，三驾马车受限于职能边界硬化的现状，组织的行动局限于自己的边界，因而难以充分调动、团结起弥散在治理空白中的个体居民，导致多元共治浮于组织间摩擦、谈判、协调的层面，而在下沉到具体居民生活的过程中存在困境。基层党建已经通过团结三驾马车的方式试图弥合这一空隙，但这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组织对组织的交流。而目前基层治理的前景恰恰在于，在流动性日益增强、社区人际难以持久的现代城市中，自下而上地重新构建起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参与感、获得感。现有治理资源中最大的“蓝海”就在居民。

现有治理主体中，物业最适合盘活社区居民。居委会面临行政化困境，业委会则能力参差不齐，物业则已借助服务姿态和丰富资源逐渐接管社区治理任务，有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也培养了一定的信任。

物业如何完成渗透下沉、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物业通过具体而微的社区服务，得以认识居民、理解居民的个体生活、明确居民社区生活需求。通过信息、资源与经验的积累，结合服务思路与技术手段，物业得以进行数据沉淀，以趋势性的眼光对待社区治理问题。趋势方向与细节经验的结合，将使得物业具备更加精准、更有针对性的服务能力，渗透、下沉、弥合社区居民。然而，这一切不仅需要单个社区物业的革新，更需要整个行业化零为整，以大物业观治理。

宏观联营：“后小区时代”的大物业模式

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治理主体在社区层面具体的演变可以这样概括：“组织孤岛”（以传统社区的“属地管理”为代表）→“社区壁垒”（以社区业委会的业主身份边界为代表）→“资源游侠”（以趋利性的、追逐政府购买服务的外部社会组织为代表）→“街区连营”（打破社区边界、以更广义的社会治理和城民福祉为目标的治理主体）。

现状下的社区治理在空间意义上具备着一定的封闭性。基层治理的边界并非是由客观的围墙而限定的范围，而应当是由服务对象和服务场域决定服务的范围。但无论是聚焦于“居”的居委会，还是专注于“业”的业委会，职能边界的硬化导致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辐射范围十分有限，往往局限于一区之间。而物业公司依托于强大的企业背景，得以同时负责多个社区的治理服务，在治理范围上打破小区空间意义上的边界，实现跨社区的治理模式。在人员控制上，物业公司可以通过构建集中管理的体系实现对多个小区一体化的管辖。在社区活动的举办方面，物业也能够打破单个小区的物理界限，举办跨小区的社会文化活动，盘活多个小区资源，打破基层治理的空间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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